毛 体 书 法
毛泽东对书法艺术有浓厚的兴趣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。他的书法潇洒飘逸，神采飞扬，自成一家，被称为“毛体”，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，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十大书法家之一。
钟情古人的字帖
毛泽东从年轻的时候起，就在书法领域耕耘求索，至老而不倦。他11岁开始学习欧阳询的楷书，继而临习王羲之的圣教序。即使是战争年代也随身带着晋唐字帖，有窄便观摩临习。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，一套晋唐小楷一直带在毛泽东身边。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，他利用点点滴滴的时间写字，并且经常阅览法帖。这个时期，毛泽东的书法创作又上了一个新台阶，以行草为主，用笔恣肆，刚劲挺拔，大气磅礴，形成了个人的独特风格。
建国后，毛泽东虽然日理万机，但从未离开过书法碑帖，并将临帖作为他工作之余的一种休养方法。1949年和1957年两次出访苏联，随身带着整套的《三希堂法帖》，有空就看。到国内各地考察，也要随身带上书法字帖。他对书法之热爱，可以说达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。1958年，毛泽东请田家英向故宫博物院“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”，其中就有《三希堂法帖》。1959年，他向黄炎培借得一本古拓王羲之的法帖，说好借阅一个月。在那一个月里，毛泽东一有空便翻阅欣赏，满一个月后才派人送还。
毛泽东读帖不重版本是否珍贵，而着眼于分析各家的长短，体其风貌，察其用笔、结构、章法等，吸取其精髓，以丰富自己的书法艺术。在中国书法中，毛泽东喜爱的是草书。而在草书中，毛泽东又最喜欢怀素。他对怀素的《自叙帖》《论书帖》《苦笋帖》等百读不厌，爱不释手。1974年，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访华时，毛泽东在书房里接见了他。亲切交谈之后，特地赠送给他一本《怀素自叙帖真迹》。
秘书田家英曾找来一本怀素碑帖册页，毛泽东走到哪里带到哪里，由于翻看次数太多，书页都破损了。身边工作人员问他为什么偏爱这本帖，他笑着回答：“此人是鄙人同乡。”如果拿毛泽东的草书和怀素的《自叙帖》相比，很多字不但形似，而且神似。但他又不拘泥于此，勇于创新，逐渐形成了自家的“毛体”。正如他常对秘书所说的那样：“如果每个人写的字都和字帖或是某人的字一模一样，那书法就停滞不前，没有发展了。”
毛泽东逝世后，工作人员整理他的遗物，发现收藏最多的东西就是碑帖，拓本、影印本碑帖共600余种，认真看过的有400多种，其中反复研读的有王羲之、智永、怀素、欧阳询、张旭、米芾、宋徽宗、宋高宗等的书帖。“二王”帖及孙过庭、怀素的草书帖，是他时常批阅的。
“毛体”草书自成一体
在延安时期，毛泽东时常阅览晋唐法帖，从致柳亚子、杨开智、李淑一、马叙伦等人的信札可以看出他在草书艺术上的风格，然而因为战争环境的限制，传世佳品极少。《沁园春·雪》《七律·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》和《七律·和柳亚子先生》等几件也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手书的，尚未脱离章草的形式。
建国之初毛泽东的草书仍然多为信件和题字，但对以往的题字他自己也不满意了。1953年2月23日他写给柯庆施的信中说：“提议《新华日报》换一个报头，原报头写得太垮。”要是书艺没有显著提高，怎能看出“太垮”呢?1954年夏所书《浪淘沙·北戴河》被评为“敲开草书大门，准备登堂入室”之作(《毛泽东诗词墨迹续编》)。
1958年10月16日，毛泽东在给秘书田家英的信中说：“请将已有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，包括若干拓本(王羲之等)，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。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(是否郑振铎)一询，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，如可，应开单据，以便按件清还。”(《毛泽东书信选集》)此信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，他要自觉地进行草书艺术创作了。20世纪60年代中期，毛泽东的草书艺术大放异彩。这里不妨巡视一下他这一时期的草书手迹。手书自作诗词《清平乐·六盘山》《七律·长征》《满江红·和郭沫若同志》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等，诗书交烁，相得益彰。还有手书大量古诗词，如王昌龄的《从军行》、李白的《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》、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与《长恨歌》、严遂成的《三垂冈》等等，都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。其驾驭草书线条的能力可谓登峰造极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从毛泽东写给田家英的信中可以看出，王羲之、于右任也都被他作为研习对象。王羲之是帖学的开山师祖，其草书作品《十七帖》一直被后世习草者奉为楷模；于右任却是一位碑学大师，长期浸润于汉魏碑刻，晚年虽致力于“标准草书”，但毕生主要成就还是在碑学上。在帖学、碑学之间，毛泽东不厚此薄彼(草书属帖学)，而是兼收并蓄，继承发扬。毛泽东又说：“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。”由于他深知艺术创作三昧，因此十分注意富有个性特色的艺术创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