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京文化史再添浓墨重彩一笔
----学者细释“佛顶真骨”发现的多重意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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滴水草堂画廊 (http://www.dscthl.cn) 赵立军编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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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过100多天的研讨和科技攻关，七宝阿育王塔于22日正式被“请出”铁函。根据铭文记载和X光探测，专家确信，佛祖释迦牟尼的顶骨舍利就藏在塔中，这个轰动性新闻使南京在佛教文化中的地位再次受到世人关注。有学者表示，这是中国考古学界2008年的一次重大发现，对中国佛教界来说，也可能是自法门寺的考古发现以来最重大的一次大发现，意义重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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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佛顶真骨”
对南京意义非凡
从阿育王塔被发现到被成功取出，南京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宗教界、文化界关注的焦点。专家指出，“佛顶真骨”的重现，对于南京的城市知名度和文化影响力将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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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一名佛教学者，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一直关注着本次考古，他兴奋地对记者说，佛教界都知道南京在佛教史上地位非凡，而佛顶骨的重现则使这个地位从学界扩大到整个世界。在全球化的过程中，一个城市如何凸显自己的特色，被全世界所了解和喜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，而此次的重大发现，一下子把南京推到了全世界的面前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发现佛顶骨舍利对南京的意义不仅限于城市名片，而且对于理解南京的文化史也是一个大“因缘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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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大学历史系贺云翱教授则认为，这个发现给南京文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，当我们回溯历史，会发现南京历史上一直是佛教文化的重镇，是一个乐于接纳和融合外来文化的城市，有着开放、包容和创新精神的城市性格，这对于重新定义南京的历史文化内涵具有特别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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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方佛教
系从南京兴起
“传统观念认为，佛教是从北方传播到南方的，但最新的调查表明，南方佛教有自己的传播路径。而南京，在历史上屡次成为全国的佛教中心，韩国、朝鲜和日本的佛教也是从南京传播过去的。” 南京大学贺云翱教授说。19年前，包括他在内的5位中日专家开始追寻南传佛教的轨迹，3年内足迹遍布长江以南的100多个城市，终于初步探明了南传佛教的海路和陆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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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汉时，白马驮经到洛阳被认为是佛教最初传入中国，但奇怪的是，长江以北从没发现东汉时期的佛像，反倒在长江流域，例如在出土于南京南郊的一面东汉铜镜上，发现了数尊坐佛。考古证明，三国时吴国遗存了200多例佛造像，而曹魏政权所处的北方仍是空白，这个发现对原有的观点提出了很大的挑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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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是在这个背景下，南京对于南方佛教的传播更显得意义不凡。贺教授说，南方佛教三国时从南京兴起，孙权不仅聘请僧人支谦教授太子孙亮，而且为僧人康僧会建了建初寺，这是南方最早的佛寺。支谦和康僧会翻译和撰写经文，当时都城建业（今南京）是全国译经最多的地方，成为南方佛教传播中心。就在建初寺附近，后来又出现了长干寺、天禧寺和大报恩寺，它们所在的长干里历代梵刹林立，可谓佛脉悠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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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曾数度成为
全国佛教中心
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”一提到江南佛寺，人们总会想起这句唐诗，然而根据统计，南朝同时存在的佛寺数量最多时达到 700多座，大大超出人们的想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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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南京在佛教史上的地位，也远比人们印象中要重要，贺云翱列举了很多例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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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晋时佛教有“六家七宗”，其中心无宗、识含宗等4宗与建康（今南京）有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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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朝时，梁武帝下了《断酒肉文》的诏书，从此素食成为中国僧人的生活特色之一；东晋和南朝时期，政府派出僧人到朝鲜半岛传法，后佛教又从朝鲜传入日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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隋唐时南京地位下降，但六朝时的佛学根基却开花结果，吉藏大师秉承南京栖霞山法统，创立了三论宗；智者大师融汇在南京所学创立了天台宗，法融禅师在南京牛首山创立了牛头禅，正式把禅宗中国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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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朱元璋和朱棣两代皇帝征召全国名僧，禅宗、净土宗、天台宗和律宗等领袖人物几乎齐聚南京，汇集佛教一切经典的《大藏经》就收藏在大报恩寺，成为佛经印刷和传播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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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时，杨仁山在南京设立金陵刻经处，这不仅是全国性的佛经刻印中心，而且也成为佛学和维新思想的孕育地。值得一提的是，2007年南京民营的可一出版物发行集团出资2800万元再版《大藏经》，这部由宗仰上人和王国维、章太炎共同校勘编纂的《频伽藏》，在百年之后首次面向大众公开流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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纵观历史，只要是作为都城，南京基本是全国佛教的中心。正是因为南京在中国佛教史上不断涌现高峰，有所贡献，因此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称南京是“佛教学术的中心”。专家指出，此次佛顶骨在南京重现，再次用法物证明了南京在佛教文化中的崇高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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