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 的 从 警 路”
--文/侯绍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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侯绍启,退休干部,1941年4月20日出生在安徽省六安市苏家埠韩摆渡乡侯家院村,1994年1月,到四所村派出所任副处级教导员,1995年9月开始外派任建宁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兼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;退休后,候绍启勤奋笔耕,先后出版了《风雨四十秋》和《路的记忆》两本书,共约二十多万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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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1年5月9日,南京市公安局干部处向我宣布,组织上决定我于5月份退休。这一天是我60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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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班了,走在车水马龙、灯火闪烁的热河南路上,只见千姿百态的灯如彩色的长河,那街道两旁的高楼、小巷,都是我曾经工作、战斗过的地方。我站在马路上,一遍又一遍地凝视着那些高楼和街巷,心里有一种无比的轻松,同时又有一种深深的眷念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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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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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8年10月,我和团里的其他4名战友一起,被选派到当时由南京军区司令部负责“三支两军”的下关区(时称东方红区)从事“三支两军”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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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到之后,我被分配在区公检法军管会。1969年3月,部队开始了“文革”后的第一次退伍,这时我已服役5年半,便和全军很多超期服役的老战士一起被批准退伍了。退伍后,根据工作需要,我被分配到热河路派出所当民警,从此正式迈入公安大门,成了一名公安战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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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久,我调到车站派出所,我在这里一干就是17年,由副指导员、指导员到所长,是我一生中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。我到车站派出所上任不久,在打击犯罪分子的斗争中,竟然也扮演了一次“偷地雷”的角色。那是一个“要想富,挖古墓”的年代,陕西、河南一些农民和文物贩子乘大地解冻之际,凭借古都地下葬品丰富的地利,疯狂地盗挖先人墓葬,使一具具沉睡了几百、几千年的亡灵被惊醒,一件件宝贵的文物从地下被搬到地上,流向海外。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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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灵宝农民詹一修,就是这股浊流中的一员。詹交待说,他的买主是广东省潮阳县一位叫阿三的人,他曾将一件八九十斤重的西汉瓷堡卖给他。他描述说,那瓷堡四面有四个窗户,当中坐着一个菩萨。堡从四面看,都是飞檐翘角,很好玩。凭经验,我们知道这可能是一件非常珍贵的文物,必须赶快追回,防止流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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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是,我们将此事报告给了下关区公安分局。分局领导听后,让我们赶快去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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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了上方宝剑,我和民警杨春生等昼夜兼程,直奔广东。由于经费限制,我们坐不起飞机,先坐火车到厦门,再由厦门坐汽车到饶平,然后经汕头,渡过一个海湾,经过二天一夜的长途奔波,赶到了和台湾隔海相望的潮阳。我们顾不得旅途辛劳,直奔潮阳县公安局。可是当公安局问我们阿三姓名时候,我们都说不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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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方向我们看了一眼,说:“我们这里排行老三的人都称‘阿三’,你们不知道他的姓名,怎么找呀?”这话说的确实也不错,在南方某些地方,确是把排行老三的人都呼做“阿三”的。不过我们知道阿三的村名,对方拿过一张本地的地图指给我们看,我见该地离县城比较远,而且还不通汽车。机灵的杨春生见他们院内停有几辆公安用车,就提出让他们送我们一下。而对方却说那几辆车都是坏的,开不起来。小杨为难地皱起眉头,我说:“没有车我们就自己走!”我们走了两三个小时,终于找到了阿三的村上。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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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是一个不大的小镇,镇上三三两两的人,毫无顾忌地把走私来的手表串在小竹杆上卖。我们走着走着,见到一处平房,平房门边写有“专收文物”几个字。这时,旁边正好走出一位老乡,我让杨春生去打听一下。身着便装的杨春生走过去,向那人敬了一支烟,说:“同志,请问你们这里有个叫阿三的吗?”那人反问:“你们找阿三干什么?”杨春生说:“我们是从河南来的,有一些东西想卖给他。”
“噢”,那人听了说:“有。”用手指着一幢平房道:“就是那里,我带你去。”杨春生说了一声:“谢谢”,一起和他向平房走去。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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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三的妻子在家里,带路的老乡用广东方言指着杨春生介绍说:“他们是从河南来的,有些东西要卖给你们。”那女人一听,脸上带笑,忙起身倒茶。茶刚刚倒好,我穿上警服从后面走了上去。女人大吃一惊,指着那位老乡说:“你怎么把警察带进来了!”老乡见势不妙,转身溜掉了。我们在房里打量一番,发现床底下有个麻袋,拖出打开一瞧,啊,正是那个詹一修说的“瓷堡”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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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文物追回来后,经南京市博物馆鉴定,为绿釉陶望楼,确是西汉年间出品。当时的南京市市长张耀华到下关分局看了大加赞赏,当时苏北沛县筹建刘帮祠,几次设计,均不理想,此楼正好为刘邦祠的修建提供了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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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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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公安一辈子,少不了要和坏人打交道。有人问我:“犯罪分子人人恨,你把他们抓去坐牢,为什么还要关心、帮助他们,对他们那么细心呢?”我告诉他们说:“打击他们,把他们抓去坐牢,是因为他们触犯国家的法律法规,不惩罚不足以平民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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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,我们同时也相信,绝大多数犯罪分子是可以改造的,将他们改造成为一个有利于人民、有利于国家的新人。对此,我有切身体会。
小王原是南京西站的工人,因犯盗窃罪,判刑后户口被注销。刑满释放后,他想回原单位工作,但原单位以他已无户口为由,不愿再接收。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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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啊,哪个单位愿要一个劳改释放人员呢?想甩都怕甩不掉,谁还愿意再把这个包袱往身上背?于是他去找铁路分局劳资科,劳资科也没有能帮他解决。他又到区里和市里有关部门去求助,结果还是一无所获。最后,他找到了派出所,要我为他解决户口,说只要解决了户口,工作问题就能解决。为了使他能够有个生存和安身之地,我同有关同志商量,根据有关户口政策规定,决定给他恢复户口,并单独立户。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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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息传出,很多人都很羡慕,问小王说:“侯所长是不是你亲戚?”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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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王乐得合不拢嘴,说:“莫说亲戚,就是父母也不行!他和咱一不沾亲,二不带故,人家是真正给咱出路!”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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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了户口,西站领导没有办法,只好在服装厂给他安排了一个集体工,使小王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新生。据了解,他后来的表现的确不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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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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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人,有了职务就有了权力,有了权力就有人求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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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作为一个派出所的所长,当然也有一定的权力,但我始终认为作为一个公仆,应当尽职尽责地为人民办事,能帮人时多帮人,这样从大处说,可以树立党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,从小处说,可以广结善缘,获得长远的愉快。所以,我在助人过程中,坚决谢绝一切酬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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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冬英和我结婚后,被安排在一个旅社里当服务员。他打扫卫生倒垃圾时,认识了一个在西站,捡垃圾的中年妇女,一次,在空闲的时候,和那妇女聊天,问她住在哪里,那妇女说她住在西站的站台内,爱人在铁路大修段当工人,因为没有户口,所以没有工作。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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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冬英问他:“你怎么没有户口呢?”?
那妇女叹了口气说:“说起来话长了。”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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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来这位妇女是江阴人,丈夫张仕忠15岁学打铁,1965年参军,在部队开摩托车。1970年退伍后,被安排在南京铁路分局大修段,搞机修,这时铁路上有个规定,计招的工人不能结婚。而张仕忠是退伍后三个月结婚的,他有了这一情况。由于大修段的工人都是集体户口,家属户口落不进去,他爱人怀孕之后到这来,就一直想法找人报户口,现在孩子已经二十岁了,还是没有能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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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小孩户口都是跟随母亲的,她没有户口,孩子就没有户口。多年来,小孩读书一直都是借读,每年都要花上很多借读费。“不过现在有希望了。”那妇女说,最近她丈夫认识了一个人,那人说他认识下关公安分局的一个人,已经答应给她帮忙了。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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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冬英回来把这件事向我说了以后,我找人去调查原来张仕忠所认识的那个人是个赌徒。因为赌搏,输掉了自己的出租车,妻子和他离了婚,他又以办户口“打通关节”为名,几次共骗了张仕忠9000多元钱。所谓认识下关公安分局的人,完全是胡编的谎言。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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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了解这个情况后,认为这位妇女的户口应该解决,就让所里的户藉民警去调查核实,然后办好各种手续,研究后上报分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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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报的户口很快批下来了。半年后,她们家分到了一套房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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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家人等于一步登上了天堂,到现在讲起这件事来,他们夫妻二人还是念念不忘,说我们派出所的人是真正的共产党干部!?
我退休之后,他们仍都亲热地与我来往,包括过去一些被我处理过的人,在大街见到我,我不认识他们,他们却都认识我,仍然亲切地与我打招呼。我常以为,这是我从警退休后人生的最大快乐之一。
(《金陵警坛》责任编辑:金前途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