勿忘国耻、警钟长鸣----日寇惨杀我同胞的原因

    从“九·一八”到二战结束，日寇侵华14年，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。就其杀人而言，战场上战场外，从轰炸枪击、砍辟碾刺到焚烧活埋、施放毒气，日寇用尽了地球上有人类以来能想到和想不到的残酷手段，屠杀我同胞2100万，伤1400万。作为一名中国人，悲痛之中不禁要问——那些披着人皮的野兽为什么如此惨杀我同胞?对这个沉重的问题，以前就有所思考。含泪读罢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之一、金辉同志所著《恸问苍冥——日军侵华暴行备忘录》，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：

    一、落千丈从思想上看，正如日本明治时期思想家中江兆民(1847-1901)自己所言：“日本没有哲学”“没有哲学的人民，不论做什么事情，都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，而不免流于浅薄；没有独创的哲学就会降低一个国家的品格和地位。”说“浅薄”真是太客气了，其实是“卑鄙无耻”。中江兆民这样的知识分子说：“征清之役(指甲午战争)乃空前之伟业”，此言正表明他就是厚颜无耻之徒。为了日本眼前的利益，可以无恶不作，杀人在他们眼里就显得无所谓。

    二、从文化来讲，以前一直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前主要是学中国文化，学儒家的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”真要学好中国文化，是不会侵略他国、惨杀异族的。日寇怎么却会杀人如麻呢?原来他们学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已走样了。表面上看是在学中国，学儒家学说，其实抛弃了儒家的核心“仁”，代之以“忠”。儒家的“仁”，必须和正义连在一起，由智慧来增强，才能成为美德的核心。而日寇讲的“忠”，指无条件服从天皇，不分善与恶、正义与非正义，只要为本国本族谋利益就是“英雄”，是十足的愚忠和狭隘的民族主义。讲“性善论”的孟子谈到“生”与“义”不可兼得时，强调“舍生而取义”，而日寇的逻辑是“舍义”或舍别的什么，只要能从中国抢劫财富，杀多少中国人又何必在乎?日本鬼子的“三光”政策，实质上是日本文化上的一种表现。

     三、从性格来看，日本这个国土狭小、人口拥挤、民族单一的“大部落”，造就了日寇度量狭隘、自卑脆弱、目光短浅、种族优越、狂妄自大、锱铢必较的性格。当统治者在向人民灌输出兵中国不是“侵略”而是为了“拯救”中国；消灭中国是为了建立“大东亚共荣圈”进而“执世界之牛耳”时，日寇就会视砍头为游戏。南京大屠杀中，日军的两个少尉野田岩、向井敏明，约定“举行单项刺刀友谊比赛”，分别杀了105名和106名中国人，东京《日日新闻》很快刊登了两人的照片予以赞扬，一时“万口争传，誉为勇壮”，即为这种卑劣的民族性格的典型例证。

   四、从宗教上讲，日本是个没有宗教感的宗教大国。日本人一人可以信几种教，不管各种教义是否冲突。今天什么都信，明天什么也不信，一切为了实用。日本的宗教中，只有神和佛，没有鬼与魔。禅宗竟成了武士道的训练科目。杀人放火、抢劫奸淫者死后被堂而皇之地供奉于靖国神社。出于这样的宗教观，人在现世自然可以变成杀人不眨眼的魔鬼，甚至比魔鬼还堕落又何足为奇?

    五、从道德上看，日寇的道德是相对主义的。把天皇奉若神明，对领导卑躬屈膝；对外人大发兽性，把弱者视为草芥。犯罪时无罪恶感，干完后无责任感。没有道德负担，没有信仰追求，没有精神痛苦。屠杀中国人的同时，日军把自己的伤兵也会扔进火堆，说让去见天皇。战时的政府即为一部杀人机器，战后依然不老老实实认罪。内阁成员、国会议员一再参拜战犯牌位，明明是军国主义阴魂的再现，却对世界舆论胡说八道。顽固、卑鄙、虚伪、无耻如此等，在世界各民族中实属罕见。

   六、从教育上讲，二战前的日月本教育把人培育成了虐待狂与受虐狂。二战中的教育纯属法西斯教育。家庭、学校、侵略军中，虐待、嘲弄和侮辱是最普通的教育手段。从一些日本侵略军的回忆中可以看到，在学校高年级生打低年级生是家常便饭；在军队里，军官打士兵、老兵打新兵，耳光拳头、棍棒刀鞘相加，是理所当然。在军队中生活一段，人性就彻底丧失了。自己被虐待也可以虐待他人成了无人性者的信条。受天皇统治，又去侵略中国、杀戳异族，内心既没有丝毫受奴役感与奴役感，也没有半点愧疚。日本明治时期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(1834-1901)疯狂叫嚣：“自己去压迫他人，可以说是人生最大的愉快。”日本军国主义就是这样启蒙日本人的。

    如此没有哲学的思想，如此不讲正义的文化，如此没有信仰的宗教，如此没有负担的道德，如此卑劣的民族性格，如此畸型的教育方法，日寇，怎能不惨杀我同胞。

    在此，我们希望今天的日本和那些为军国主义招魂的日本人，要认清现实、改造自我；要认真反省历史，认罪知耻；必须彻底放弃侵略的梦想，放开眼光，迎接美好的二十一世纪。否则，再走老路，日本这条船会倾覆于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，再也见不到太阳从东方升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