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 的 从 警 路”
--文/侯绍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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侯绍启，退休干部，1941年4月20日出生在安徽省六安市苏家埠韩摆渡乡侯家院村，1994年1月，到四所村派出所任副处级教导员，1995年9月开始外派任建宁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兼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；退休后，候绍启勤奋笔耕，先后出版了《风雨四十秋》和《路的记忆》两本书，共约二十多万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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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1年5月9日，南京市公安局干部处向我宣布，组织上决定我于5月份退休。这一天是我60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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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班了，走在车水马龙、灯火闪烁的热河南路上，只见千姿百态的灯如彩色的长河，那街道两旁的高楼、小巷，都是我曾经工作、战斗过的地方。我站在马路上，一遍又一遍地凝视着那些高楼和街巷，心里有一种无比的轻松，同时又有一种深深的眷念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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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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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，我和团里的其他４名战友一起，被选派到当时由南京军区司令部负责“三支两军”的下关区（时称东方红区）从事“三支两军”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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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到之后，我被分配在区公检法军管会。１９６９年３月，部队开始了“文革”后的第一次退伍，这时我已服役５年半，便和全军很多超期服役的老战士一起被批准退伍了。退伍后，根据工作需要，我被分配到热河路派出所当民警，从此正式迈入公安大门，成了一名公安战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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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久，我调到车站派出所，我在这里一干就是１７年，由副指导员、指导员到所长，是我一生中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。我到车站派出所上任不久，在打击犯罪分子的斗争中，竟然也扮演了一次“偷地雷”的角色。那是一个“要想富，挖古墓”的年代，陕西、河南一些农民和文物贩子乘大地解冻之际，凭借古都地下葬品丰富的地利，疯狂地盗挖先人墓葬，使一具具沉睡了几百、几千年的亡灵被惊醒，一件件宝贵的文物从地下被搬到地上，流向海外。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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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灵宝农民詹一修，就是这股浊流中的一员。詹交待说，他的买主是广东省潮阳县一位叫阿三的人，他曾将一件八九十斤重的西汉瓷堡卖给他。他描述说，那瓷堡四面有四个窗户，当中坐着一个菩萨。堡从四面看，都是飞檐翘角，很好玩。凭经验，我们知道这可能是一件非常珍贵的文物，必须赶快追回，防止流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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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是，我们将此事报告给了下关区公安分局。分局领导听后，让我们赶快去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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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了上方宝剑，我和民警杨春生等昼夜兼程，直奔广东。由于经费限制，我们坐不起飞机，先坐火车到厦门，再由厦门坐汽车到饶平，然后经汕头，渡过一个海湾，经过二天一夜的长途奔波，赶到了和台湾隔海相望的潮阳。我们顾不得旅途辛劳，直奔潮阳县公安局。可是当公安局问我们阿三姓名时候，我们都说不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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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方向我们看了一眼，说：“我们这里排行老三的人都称‘阿三’，你们不知道他的姓名，怎么找呀？”这话说的确实也不错，在南方某些地方，确是把排行老三的人都呼做“阿三”的。不过我们知道阿三的村名，对方拿过一张本地的地图指给我们看，我见该地离县城比较远，而且还不通汽车。机灵的杨春生见他们院内停有几辆公安用车，就提出让他们送我们一下。而对方却说那几辆车都是坏的，开不起来。小杨为难地皱起眉头，我说：“没有车我们就自己走！”我们走了两三个小时，终于找到了阿三的村上。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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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是一个不大的小镇，镇上三三两两的人，毫无顾忌地把走私来的手表串在小竹杆上卖。我们走着走着，见到一处平房，平房门边写有“专收文物”几个字。这时，旁边正好走出一位老乡，我让杨春生去打听一下。身着便装的杨春生走过去，向那人敬了一支烟，说：“同志，请问你们这里有个叫阿三的吗？”那人反问：“你们找阿三干什么？”杨春生说：“我们是从河南来的，有一些东西想卖给他。”
“噢”，那人听了说：“有。”用手指着一幢平房道：“就是那里，我带你去。”杨春生说了一声：“谢谢”，一起和他向平房走去。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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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三的妻子在家里，带路的老乡用广东方言指着杨春生介绍说：“他们是从河南来的，有些东西要卖给你们。”那女人一听，脸上带笑，忙起身倒茶。茶刚刚倒好，我穿上警服从后面走了上去。女人大吃一惊，指着那位老乡说：“你怎么把警察带进来了！”老乡见势不妙，转身溜掉了。我们在房里打量一番，发现床底下有个麻袋，拖出打开一瞧，啊，正是那个詹一修说的“瓷堡”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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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文物追回来后，经南京市博物馆鉴定，为绿釉陶望楼，确是西汉年间出品。当时的南京市市长张耀华到下关分局看了大加赞赏，当时苏北沛县筹建刘帮祠，几次设计，均不理想，此楼正好为刘邦祠的修建提供了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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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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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公安一辈子，少不了要和坏人打交道。有人问我：“犯罪分子人人恨，你把他们抓去坐牢，为什么还要关心、帮助他们，对他们那么细心呢？”我告诉他们说：“打击他们，把他们抓去坐牢，是因为他们触犯国家的法律法规，不惩罚不足以平民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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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，我们同时也相信，绝大多数犯罪分子是可以改造的，将他们改造成为一个有利于人民、有利于国家的新人。对此，我有切身体会。
小王原是南京西站的工人，因犯盗窃罪，判刑后户口被注销。刑满释放后，他想回原单位工作，但原单位以他已无户口为由，不愿再接收。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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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啊，哪个单位愿要一个劳改释放人员呢？想甩都怕甩不掉，谁还愿意再把这个包袱往身上背？于是他去找铁路分局劳资科，劳资科也没有能帮他解决。他又到区里和市里有关部门去求助，结果还是一无所获。最后，他找到了派出所，要我为他解决户口，说只要解决了户口，工作问题就能解决。为了使他能够有个生存和安身之地，我同有关同志商量，根据有关户口政策规定，决定给他恢复户口，并单独立户。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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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息传出，很多人都很羡慕，问小王说：“侯所长是不是你亲戚？”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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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王乐得合不拢嘴，说：“莫说亲戚，就是父母也不行！他和咱一不沾亲，二不带故，人家是真正给咱出路！”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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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了户口，西站领导没有办法，只好在服装厂给他安排了一个集体工，使小王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新生。据了解，他后来的表现的确不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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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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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人，有了职务就有了权力，有了权力就有人求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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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作为一个派出所的所长，当然也有一定的权力，但我始终认为作为一个公仆，应当尽职尽责地为人民办事，能帮人时多帮人，这样从大处说，可以树立党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，从小处说，可以广结善缘，获得长远的愉快。所以，我在助人过程中，坚决谢绝一切酬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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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冬英和我结婚后，被安排在一个旅社里当服务员。他打扫卫生倒垃圾时，认识了一个在西站，捡垃圾的中年妇女，一次，在空闲的时候，和那妇女聊天，问她住在哪里，那妇女说她住在西站的站台内，爱人在铁路大修段当工人，因为没有户口，所以没有工作。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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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冬英问他：“你怎么没有户口呢？”?
那妇女叹了口气说：“说起来话长了。”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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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来这位妇女是江阴人，丈夫张仕忠１５岁学打铁，１９６５年参军，在部队开摩托车。１９７０年退伍后，被安排在南京铁路分局大修段，搞机修，这时铁路上有个规定，计招的工人不能结婚。而张仕忠是退伍后三个月结婚的，他有了这一情况。由于大修段的工人都是集体户口，家属户口落不进去，他爱人怀孕之后到这来，就一直想法找人报户口，现在孩子已经二十岁了，还是没有能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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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小孩户口都是跟随母亲的，她没有户口，孩子就没有户口。多年来，小孩读书一直都是借读，每年都要花上很多借读费。“不过现在有希望了。”那妇女说，最近她丈夫认识了一个人，那人说他认识下关公安分局的一个人，已经答应给她帮忙了。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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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冬英回来把这件事向我说了以后，我找人去调查原来张仕忠所认识的那个人是个赌徒。因为赌搏，输掉了自己的出租车，妻子和他离了婚，他又以办户口“打通关节”为名，几次共骗了张仕忠９０００多元钱。所谓认识下关公安分局的人，完全是胡编的谎言。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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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了解这个情况后，认为这位妇女的户口应该解决，就让所里的户藉民警去调查核实，然后办好各种手续，研究后上报分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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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报的户口很快批下来了。半年后，她们家分到了一套房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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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家人等于一步登上了天堂，到现在讲起这件事来，他们夫妻二人还是念念不忘，说我们派出所的人是真正的共产党干部！?
我退休之后，他们仍都亲热地与我来往，包括过去一些被我处理过的人，在大街见到我，我不认识他们，他们却都认识我，仍然亲切地与我打招呼。我常以为，这是我从警退休后人生的最大快乐之一。
（《金陵警坛》责任编辑：金前途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