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代“福”和谐的社会理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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滴水草堂书画网（http://www.dsct.cn）赵立军编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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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孟子曾说：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”人首先是作为社会性的人而存在的，因此如何处理好社会关系，就成了事业兴衰成败的重要课题。传说乾隆在前门楼上问刘墉，楼下街市上有多少人，刘墉没能回答，乾隆说：“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‘名’，一个是‘利’。”那么在一个追名逐利的现实社会中，如何能做到“和”呢?孔子说过：“富而可求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。”可见孔子与某些标榜只要义不要利的儒者不同，认为求利并不就是坏事，关键在于把利放在什么位置。第一位的问题是行义的前提下求利，这里的利也包括合理的私利，凡利都是义之用，都是善；在弃义的前提下求利，凡利都是义之害，都是恶。第二位的问题是凡义绝不应该是一些空洞的东西，归根结底它仍然是利，不过不是市利，而是国家、民族的根本利益，无论什么样的义，只要它违背了这些根本利益，就是错误的。

       孔子在《论语·季氏》中说：“丘也闻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盖均无贫，和无寡，安无倾。”那么在一个有差异的社会中，如何做到“均、和、安”呢?朱熹注释说：“均谓各得其分，安谓上下相安。”因而均不表示各群体之间的平均，只是表示他们应该各自得到与其名分相应的产业。同样安与和也不表示平等的人们之间的安宁和谐，而是在承认差异存在前提下，人们之间的相安与和谐。“安居乐业”一词源出《老子》：“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乐其俗。邻国相望，鸡犬之声相闻，民至老死，不相往来。”这是老子的和谐社会观，后来许多学者都批评老子说的“老死不相往来”。其实是没有读懂老子的本义，“不相往来”老子的意思是互不侵扰，相安无事，而不是真的不交往，老子是一个追求“道”的行动主义者。

       汉儒董仲舒说：“大富则骄，大贫则忧。忧则为盗，骄则为暴，此众人之情也。圣人则于众人之情，制人道而差上下也。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，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。以此为度而均调之。是以财物不匮而上下相安，故易治也。”(《春秋繁露·度制》)这是在汉代历史条件下对孔子“均、安、和”思想的继承与发挥。

      《荀子·荣辱》说：“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，使有贵贱之等，长幼之差，知贤愚、能不能之分，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，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，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。”

       荀子认为，礼的根本目的，就是维系等级差别、使人各得其所、各安其位的宗法制度，来突出整体和谐的合理性。但是，“礼”作为社会生活中人们必须履行的行为规范，它缺少今天法制社会的外在强制性，为了使“礼”成为每个社会的内在自觉，于是儒家又有了“乐”的配合，其原理就是“礼别异，乐和同”。 (《乐记》)

       《乐记》说：“乐在宗庙之中，君臣上下同听之，则莫不和敬；在族长乡里之中，长幼同听之，则莫不和顺；在闺门之内，父子兄弟同听之，则莫不和亲。故乐者，审一以定和。”

       于是有了礼的“存异”与乐的“和同”，礼乐的教化深入到民心形成风气。这就是为什么《洪范》九畴的“五福”观念能够在社会生活的细节中广延的精神背景。在这种背景下，百姓的生活无往而不福，无往而不和谐。

       我们常见市面销售的“中国结”上挂着一双鞋，就是取和谐之意。祝福图画中的“和和美美”，以“荷”谐“和”，以“梅”谐“美”；成语中的“和颜悦色”。这种象征比比皆是。南方著名泥塑“阿福”，一种个头不高、体态丰满、端庄质朴的吉祥人物，他慈眉善目，面含微笑，和蔼可亲，身着金线牡丹袍，手捧“和气致祥”的横幅，浑身上下充满着和气。生意人总爱买了送礼，以示和为贵，和气生财。谦和成了人与人之间友好的纽带，祝福成了人与人之间最频繁的礼仪。清雍正十一年，封天台寒山大士为“和圣”，拾得大士为“合圣”，中国人希望和合二圣给人带来和谐，和合如意，和合美满，和睦相处，永远的和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