石鲁 华岳之雄起 中国画 1972年.jpg (683.32 KB)

2009-8-1 16:5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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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鲁 华岳之雄起 中国画 1972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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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石鲁 古华风高 万代康青 1974年于长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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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画印，是石鲁的一怪。熟知石鲁作品的人知道，他在“文革”后的许多书画上的印一特殊爱好在当今中国画坛上是绝无仅有的，也是辨识石鲁作品的最明显徽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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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20世纪60年代石鲁的画上是钤有印章的，那时他的印章有“石鲁”“石鲁所画”“石鲁写生”“长安芦屋”“磊磊落落”多种。而到了“文革”之后，石鲁的全部作品上无一是盖印的，全部是画印，这是一个明显的分水岭。据石鲁对我说，他在五六十年代里的印章，多数是出自著名金石家柯璜之手。柯璜是浙江黄岩人，擅长治印，生前任山西省美协主席，和石鲁的关系很是密切，为他治了多方印章，风格古雅浑朴，石鲁很是喜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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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石鲁的画印，是他特立独行的结果。他并不是简单地蘸了红色在纸上一画就完了，他画印的方法和别人的并不一样。石鲁有一只特备的小瓷缸，里面装着他细心研磨的上色朱砂，里面兑了印油和调合油漆的香蕉水。他用一枝专用的毛笔蘸着朱砂来画印，这支笔用过之后有时并不洗，而是一任其干枯，待到再用时再加上些香蕉水泡开一半用。这样画出的印文枯涩而有飞白，有残破的金石感，四周还有洇出的油渍痕，看上去别有一番情趣。石鲁坚持认为画印要比盖印更为自由，因为印形可以大小由之，随心所欲。他精心研究印文的布局章法，使每一方都能随着画面的风格而有千变万化，他将这视为一种特别的艺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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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石鲁对画上的印文形式非常讲究，治印的要诀“宽可走马，密不容针”他是了然于心的。他在印面上刻意造险，分割朱白，形成了许多奇趣横生的画面。出现在他笔下的那些异形印，与画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，使之成为画面的一部分。他为我画白菊，将印形画成一只酒壶和一只酒杯，构成了“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”的独特意境，那些古雅奇特的印文构成了壶上的图案，如舍此印章，则画面的情趣全失。他也曾将印形画成一轮明月，高照在画面上。他甚至将多枚画印密密满满地画在一些画的绫边上，半具象半抽象，似文字非文字，似图案非图案，犹如天书一般难以辨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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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石鲁当时画印，是因为他一时认为有趣，但他却没有想到他这样做为他身后的鉴藏家提供了许多困难。我当年曾经提醒过他，说他这样画印恐怕日后难以鉴定，可他却是以他一贯的豁达坦荡和自信认为，不怕别人复制。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就在他过世不久，他的仿作就出现在市场上了，而且仿作者不管仿他什么时期的作品，都是青一色地用了画印。有几幅伪作上的画印只是蘸着曙红色轻飘飘地在纸上一画而过，那颜色和笔力看上去就非常浮滑轻糜，作伪的痕迹非常明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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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题材和风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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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石鲁是一位勇于创新的艺术家，他艺术思想的中心就是：不屑为奴。他特立独行，无论是在绘画题材上还是个人风格上，都和其他画家迥然不同，这一点，也是收藏者值得注意的。因为石鲁在不同的时期中有着不同的题材兴趣，也有着不同的表现风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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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石鲁在第一时期里主要是以木刻和年画为主，那时他的作品甚少，风格也未能形成。到了第二时期，成就最大的是彩墨画。石鲁在这一时期里的作品带有浓重的时代特点，不仅题材如此，个人风格也并不明显。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题材多以西北藏区的少数民族生活为主，因为他较早就奔赴甘肃藏区进行采访写生，创作出了如《古长城外》等一批优秀作品，也有一些少数民族的人物肖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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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20世纪50年代中期，石鲁曾经赴印度和埃及访问写生，画了一大批具有异国风情的彩墨画作品。这些作品，以人物画为主，极少有纯山水画。这批人物画都借鉴了西方素描方法，受了蒋兆和、宗其香等人的影响，个人风格并不明显，着重于较严格酷肖的写生，对笔墨的表现力不够注意。特别是对山水画和花鸟画还处于一种摸索阶段，笔法是比较稚嫩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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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第三时期是石鲁的第一个黄金时期，由于他在1959年创作了《转战陕北》，从而开始了他对黄土高原的探索表现。他的这一探索无疑是具有开创意义的，他填补了中国画的空白。在经过了五六年的努力之后，石鲁终于大有成就，在中国画坛上兀然而卓立了。这一时期里，石鲁多次到陕北写生，在生活中捕捉生动的形象，在中国画坛最早解决了将自然丑转化为艺术美的问题。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数量很多，题材主要集中在黄土高原上。这一时期的石鲁，个人风格已经逐渐形成，他已经完全将50年代里的素描式的彩墨画形式摒弃，有了自己成熟的个性语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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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第四时期的石鲁是他一生艺术最为成熟的时期，也是他的巅峰。这时的石鲁已经不可能外出对景写生，所以出现在他笔下的主要是以忆写为主的文人画式的作品，而且多是集诗、书、画、印于一体的作品。这一时期他最喜爱画的山水变成顶天立地的华山，这一题材是他在五六十年代里画得并不多而且不算太好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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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石鲁一生中所作的人物画要多于他的山水画，在后期，他的花鸟画又多于他的山水画。这也是判断他作品创作年代的一个重要根据。石鲁在50年代的创作以人物为主、山水为辅。在60年代则以山水为主、人物为辅。到了七八十年代里是以花鸟和书法为主了。石鲁的花鸟画得最多的是荷花和幽兰，梅花倒并不算多。而以前偶尔为之的动物画竟也大量地出现在他的笔下，这一点是应被鉴藏者们注意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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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值得提醒的是，石鲁虽是四川人，而且家乡距峨眉山也不远，可是在他的笔下极少出现峨眉的雄姿，即使偶尔出现，也只是云山雾罩似的一峰一角，或是见树不见峰的构图。这其中的原委多多，最重要的是他的生活积累不够，他不想去凭空臆造峨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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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根据艺术家在各个不同时期的个人风格来鉴定作品，这是一种比较可行的方法。一般地说，石鲁的风格是在一种不断地摸索中逐渐形成的，因为石鲁作画并不是一开始就师从某一家某一派，而是在对自然的写生中探索出来的。由于花鸟画的大量出现，使他对章法和笔墨都非常讲究。这一时期的笔墨是多变的，在60年代里的破墨方法却是极少了，黄土高原的山水也画得少了，即使画，也只是“我家之山水”。这时，石鲁的笔下出现了一种“以色代墨”的处理方法，就是选用一种颜色来代替墨色来作画，或是纯用花青来作芝兰，用胭脂来作玫瑰或芍药，用石绿来作绿菊，甚至纯用朱砂来作深秋夕阳下的黄土高原，这种方法已经是文人画式的遣性和发泄了，这是在五六十年代里所看不到的。用这一技法完成的作品之中，最著名的是那幅《陕北高原之秋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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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鉴定书画作品是一项相当艰巨而复杂的工作，不可能胶柱鼓瑟或刻舟求剑。尽管石鲁的作品存在着以上种种在材料和经历上的特点，但要想鉴定其作品的真伪，最重要的还是要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来确认其艺术特征。由于石鲁是位个性相当强烈的艺术家，他那独特的艺术魅力和艺术价值，不会因出现若干的伪作和赝品而被贬低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的作品肯定还会继续增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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